我祖文衡公

明朝末年，唐县出了个总督大官，此人名叫 曹文衡 ，百姓们都管他叫曹都堂。
据乾隆《唐县志》记载： 曹文衡 ，字镜玉，号薇垣，唐之龙潭人（今唐河县龙潭镇曹庄村人）。其祖父曹伦，为人谦和，教子有方，邻里俱敬之。其父曹三俊，很年轻就出任灵寿知县。父去世，便辞官回乡孝母；不久母去世，遂悲极亦逝。因文衡有功勋，皇上累赠其祖父、父亲为通议大夫、都察院右副御史。
曹幼年就失去了祖父、祖母和父亲，母亲常氏含辛菇苦抚育其成人，并陪读于瓦灯寒窗之下，盼其成为国家栋梁。当母亲逝世时，其身穿孝服打着赤脚送殡，脚被刺破鲜血直流也全然不顾。其在《哭母文》中写道：“……母誓九死，保儿一生，母咽万苦，儿博一鸣……”深切怀念慈母的恩情。
曹仪容魁伟，长七尺有咫（合今1.82米）,丰颊广额，美髭髯，两目炯若晨星。万历乙卯科（1615年）考中举人，万历丙辰科（1616年）考中进士。历任大理寺评事、东昌知府、兖州知府、东兖兵备副使、山东按察使、江西布政使、江南巡扶、兵部右侍郎、蓟辽总督等官职。著有《汉书评》、《小史论》、《抚吴疏草》等书。清代纂修明史时，在天启和崇祯年间的《名臣录》中，南阳郡惟曹一人。
曹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爱国爱民，从不为我，堪称近古时期名副其实的官吏楷模。
曹任东昌知府时，正值孔友德领导白莲教农民起义，东昌很多官员主张用兵剿杀造反者，曹很生气地说：“此岂反者耶？不过良百姓为饥寒迫耳！”遂力主安抚的方针。当收效缓慢时，曹只得派助手左良玉将孔玉德擒杀。继而他仅带一名老吏，冒着生命危险，赤手到义军驻地，讲明自己的指导思想，劝他们解散回家，并发誓不予追究。义军们被曹的真诚所感动，数万人纷纷放下武器，流着热泪跪拜在曹的周围。此后，东昌便安定下来了。
当兖州的义军难以平息时，巡抚、巡按联名上秦章，请求皇上调曹去治理。曹到兖州后，仍以东昌之法，兖州也很快安定了。朝廷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时，曹名列全国第一。于是，升任曹为东兖兵备副使。曹遂上秦章，请求皇上发国库银十万两，赈济东兖饥民。按照大明吏律规定：道级以下的地方官员是没有资格直接上奏章的。然而皇上因曹政绩卓著，破例准奏，这在明代历史中十分罕见。
曹任江南巡抚的第二年（1629）年，江南有些府、县连续发生严重的水、旱灾荒。曹在加强社会治安、打击不法奸商、严惩鱼肉百姓的官吏、竭尽全力救灾的同时，还上了一道三千多字的名叫《条请蠲灾疏》的奏章，再三请求皇上对灾区百姓的赋税，分别予以减、缓、免；对每年额外加派在江南百姓身上的四十余万两饷银，永久取消；并开仓赈济饥民等，曹在奏章中写道：“……目击灾伤，心切痛裂……今灾伤处所，田庐荡扫，妻子仳离，已尽之肉之堪重剜，无髓之骨何能再敲？！缓一时之追逼，即缓一时之死亡。予一分之宽仁，即予一分之生路……”情词恳切，感人肺腑，皇上准奏。遂使江南灾区百姓在大灾之年得以安养生息。
大明政权刚建立，倭寇就开始危害东南沿海地区。嘉靖中期，倭寇越发猖獗，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。虽然明军不断抗倭，尤其抗倭名将戚继光、俞大猷等，于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，分别率领训练有素的戚家军和俞家军，经过三年浴血奋战，将绝大多数的倭寇予以歼灭。但逃亡到远海岛屿上的余孽，继续危害沿海部分地区达60年之久。
曹在江南巡抚任上，审时度势，针对倭寇余孽和陆地匪患两害并存的混乱局面，给皇上上了一道长达数万言的名叫《扶吴疏草》的奏章后，先坐镇句容（今江苏省句容县城），把数县中的土匪清剿干净，解除了后顾之忧；继而于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冬，亲自领兵，不畏惊涛骇浪，冒着霜雪，远渡重洋，直捣倭寇巢穴，将寇首天皇（倭寇头目的绰号）、大王等，一一戮杀，使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倭患得以彻底铲除。
曹的剿倭战略可与孔明的“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”的伐魏战略相比翼。
在剿倭战役中，因战船上装载的给养有限，于是，曹下令官兵同吃同住，任何人不准搞侈奢浪费，违者即刻严惩。其更是以身作则，每顿饭只许有一个好菜，如果有两个好菜，便拒绝用膳。将士生了病，曹像对待儿女一样，关怀备至。因此，在作战时，万众一心，英勇杀敌，并迅速获胜。
当曹带兵凯旋归来时，崇明百姓们欢呼雀跃，夹道迎接。他们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官亲自领兵剿倭，一致赞叹说：“二百年来仅见此牙纛（古代军队中用象牙装饰竿子的大旗）按部之迹，公真可谓知兵矣哉。”将士们给曹修建祠堂，竖立《大中丞曹公生祠碑》，请著名的大书法家、大画家、曾任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，撰文画像，将曹当神敬之。董其昌在碑文中写道：“……公所居唐、邓间，即忠武侯把膝南阳故处……公之治吴，与武侯治蜀，恩威无异。此方将士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者，又宁有异也？！……”将曹与诸葛亮相提并论。